图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组变动趋势 注：图例中的1－10分别表示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序、按户数10等份划分的10个居民分组。其中10表示最高收入组（图中最上面的一条曲线），其余类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

图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变动趋势 注：图例表示方法同图1；1997年数据暂缺。（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

    2．收入差距扩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
　　不可否认，改革期间各阶层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中有相当的合理成分。这是因为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体制具有严重的平均主义色彩，不承认不同生产要素应当得到合理的回报。而在改革过程中，由市场决定的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这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其中，由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报酬差别的扩大、高人力资本和低人力资本报酬差别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是一个有利于推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正常情况下，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分配的合理性。由于供求关系的作用，劳动、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了它们的市场回报率，从而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进而决定了各类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相对分配关系。随着这些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改变，市场机制也将相应地调节它们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比例。这一机制保证了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合理配置，从而保证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但是，这样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收入分配体制，并不能永远自动保持收入分配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各社会阶层的正当权益，特别是要保证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的正当利益不受侵害。
　　首先，即使是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也可能存在垄断等非竞争性因素。市场上的垄断者有可能利用其垄断权力来侵占他人利益，攫取超额利润。而在一个处于市场转轨过程中的国家，会有大量市场竞争不充分、垄断或半垄断的领域存在，而且行政权力在经济中的作用会格外重要。滥用经济的和行政的垄断权力干预收入分配、侵占他人正当权益和社会利益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发达的市场国家。
　　第二，即便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各种要素严格按照竞争形成的市场回报率定价，也不可能保证收入分配完全公平。特别是处于弱势的群体（例如老幼病残和教育程度过度低下者）需要得到社会保护。
　　第三，在劳动者缺乏组织和法律保护，特别是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下，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所有者而言容易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拖欠、克扣、压低工资，超时劳动、推卸劳动者劳保和社保责任的情况会频繁出现。这使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某些西方国家工会势力过强，可能使收入分配向受工会保护的劳动者倾斜，这对经济效率也有不良影响，而且对非工会劳动者不公平）。
　　第四，当一个经济有大量原属公有，或法律界定不明确、不具体的资源（例如土地、矿产资源、原国有资产）进入市场的时候，在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强势者的侵占和掠夺，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
　　最后，任何社会都需要有相当部分国民收入以非市场方式通过政府进行分配，包括公共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等。用于纠正市场分配缺陷的转移支付也要通过政府之手进行再分配。但这部分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改善和补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构缺陷，还是会进一步扩大初次分配的缺陷，恶化分配扭曲，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公正、廉洁和效率。而这只能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收入差距的扩大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而这些现象很难通过常规的统计渠道反映出来。有许多迹象表明，现有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还远没有反映出真实水平；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水平。这些由于制度缺陷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构成了国民收入的隐性分配，其对社会的危害远远超过正常的市场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这对我国的社会和谐以及未来的长远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本报告的以下部分，作者将着重对此进行分析。

二、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真实收入和收入差距
　　1．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估计过低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信息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迄今为止，这两项调查是国内样本量最大、跟踪历史最久、权威度最高的调查。但是有迹象说明，目前国内各类收支调查，包括上述调查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低估了高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低估了收入差距。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高收入户调查特别困难，拒访率高，导致样本中真正的高收入户大量遗漏、覆盖率过低；二是高收入户对其收入的记载和陈述失真程度大，低报收入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当涉及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时，通过常规方法的收入调查几乎无法获得真实信息。所谓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指的是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在本文中这些收入将统称为灰色收入。（注3）
　　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估计过低的一个证据，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直观感觉差距很大。根据统计数据，2005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2.9万元，这与目前家用汽车、商品住宅等高值商品的普及率、房地产市场上的强劲购买力以及其他方面高收入居民表现出来的消费、投资能力不相称。
　　对高居民收入水平估计过低的另一个证据，是根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推算的收入总额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过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城乡居民收支调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89元（注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城乡人口分别按5.62亿和7.45亿人计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为8.66万亿元，仅占当年GNI的47％。这个比例不仅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中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公布的2003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为根据，2003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为7.41万亿元，占2003年国民总收入的55％。这两个比重相差8个百分点。
　　此外，根据作者对世界上56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绝大多数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GNI的比重都在50％－70％之间（例如，印度、英国、德国都是65％，巴西59％，智利69％，美国73％）。少数比重低于50％的国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少数欧洲福利国家，有大量国民收入进入社会保障账户，不计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类是像沙特阿拉伯这样有丰厚石油收入但未转化为普通居民收入的国家。中国不属于两者中任一种情况，说明很可能是低估了居民收入。与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数据相比，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可能更真实。但可惜，后者没有分收入等级的数据。
　　对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估计过低的第三个证据，是根据收入调查计算的居民储蓄不足以解释储蓄存款和各项投资的实际增长。按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统计数据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差额是255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性支出的差额是700元。推算城乡居民2005年储蓄总额为1.95万亿元。
　　而事实上，2005年仅城乡居民在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就增长了2.15万亿元。同年全国新发行各种债券1.6万亿，其中个人认购部分占相当比重。在直接投资中，仅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就接近4000亿元，城镇居民的直接投资肯定超过农村。如果再加上居民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在海外的储蓄和投资以及手存现金的增加，居民实际储蓄会大幅度超过统计推算得到的储蓄。
　　上述情况说明居民收入可能被大幅度低估了。而这会严重影响对国民收入分配实际状况的判断。但是，仅仅根据以上粗略的推算，我们还不能得出具体结论。因此对居民收入分配的真实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2．关于居民真实收入的调查：方法和样本分布
　　要对居民真实收入进行调查和推算难度很大。在本项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取得一系列居民消费特征参数，并用以对现有的居民收入数据进行校正，从而对各收入阶层的真实人均收入进行初步的推断。
　　经验证明，关于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通过正规渠道收集信息有很多困难并产生较大的失真，但通过非正式的个人渠道常常可以获得比较真实的信息。这是社会学调查经常使用的方法。例如，费孝通著名的《乡土中国》就主要是通过对自己家乡亲朋友好的调查形成的。
　　基于这个想法，本项研究通过一批专业调查员，于2005年和2006年分两次对他们各自居住地属于不同职业、不同收入阶层的亲属、朋友、关系密切的同事和邻里进行个别访问，总共在全国范围获得2147份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和消费情况的问卷。问卷中包括不同来源的全部家庭收入基本情况，以及各方面生活消费支出的情况。由于调查员熟悉调查对象的家庭基本情况并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并且基于对原始数据严格保密的承诺，所收集的数据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被调查者的实际收入和消费状况。
　　需要说明，这项调查的目的并不是要用调查样本家庭的收入状况推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分布状况，而是采集不同收入等级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特征参数，用以检验和校正现有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言，这项调查样本数量有限，而且调查所采用的特定社会学方法不同于常规的统计抽样方式，因此不能用来直接推断全国总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这项调查的目的只是取得被调查者真实可信的收入和消费数据，分别计算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其他若干消费特征参数，并参照统计局住户调查各样本组别的消费特征参数分别组成参照组，使用这些参数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对现有的统计局各组别居民收入数据进行检验和校正。
　　经济学已有的大量研究证明，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他们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相当确定的关系，收入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因此在满足一定样本量的情况下，一定的恩格尔系数能够反映一定的真实收入水平。在参照组的消费特征参数及其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真实可信的情况下，如果参照组与对象组具有相同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但两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对象组的平均收入可能偏离了真实水平。据此，我们可以就对象组数据失真的程度进行推断和校正。
　　按照这一方法，本项研究并不要求调查样本的收入分布对全国总体收入分布状况具有代表性，而只要求不同收入水平各样本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真实可信，因而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消费特征参数与收入水平之间可信的对应关系。
　　本项调查样本取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包括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2个地级市、以及14个县级市、区和县。考虑到我们重点关注的高收入居民在大城市的分布比较集中，因此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大多数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同时适当兼顾了中小城市和县镇。调查总共取得问卷2 147份。经过多项检验，剔除了可信度不足的问卷93份，获得有效问卷2 054份。调查样本的地域分布情况见表1。调查对象的职业、工作单位和学历分布见表2。

表1 调查样本的地域分布

注：本项调查主要由上海勺海市场调查公司执行。调查地点包括如下城市和县：北京、上海、太原、济南、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南昌、西安、长沙、沈阳、武汉、石家庄、长春、天津、重庆、郑州、哈尔滨、兰州、广州、南宁、杭州、呼和浩特、福州、成都、南京、贵阳、昆明、贺兰县、松江县、上饶市、武宁县、定陶县、聊城市、泰安市、盐城东台、徐州郊区、惠州市、湛江市、广州郊区、舞钢市、大城县、保定市、阳新县、万盛县、双桥县、丰都县、攀枝花市、青白江县、蓟县、白山市、海拉尔市、乌盟市、平湖市、嘉兴市、兰溪市、余姚市、宁海市、奉化市、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诏安市、福清市。

表2 调查对象的职业、工作单位和学历分布

 注：各项分布均按家庭中收入最高的家庭成员计算。

　　3．取得消费特征参数和校正数据
　　作者对2005年和2006两个年份的调查数据（分别为2004年全年和2005年全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了合并。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对2005年样本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根据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转换为2006年不变价格数据。对合并后的调查样本按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排序，然后根据恩格尔系数进行分组匹配，形成了7个参照组，分别对应于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样本的最高收入组（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数的10％）、高收入组（占10％）、中上收入组（20％）、中等收入组（20％）、中下收入组（20％）、低收入组（10％）和最低收入组（10％）。‘
　　通过匹配，使每个参照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与统计局各样本组（以下称之为“对象组”）的恩格尔系数两两相等。根据“在相同经济背景下具有相同恩格尔系数的两组居民，应当具有大体相同的收入水平”这一判断，将具有同等恩格尔系数的参照组和对象组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数据进行比较，取得了如下初步结果（见表3）：

表3 调查样本和统计局住户样本的2005年人均收入比较（元）

注：a. “样本分布”是指按照统计局样本，各收入组居民家庭数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数的比例。
b. 由于采用由低到高递推的方法，最高收入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为0.291，略高于统计局样本；其他各收入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均与统计局样本一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6）、课题调查样本数据。

　　根据恩格尔系数进行匹配，将参照组和对象组的人均收入相比较，可以发现，尽管各对应收入组别的恩格尔系数都一致，但只有两个对应的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水平非常接近，只相差8％。其他各组别两样本的差异都非常显著，统计局样本收入无例外地低于调查样本。而且，这些差异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随收入水平而呈阶梯形上升趋势。两个最高收入组的差距最大，最高收入组参照组的人均收入水平是14万元，对象组则不到2.9万元；两者相差4.9倍。
　　人均消费水平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调查样本与统计局样本的差异呈阶梯形上升，只是差额的幅度较小。两个最高收入样本组的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5.3万元和1.9万元，两者相差2.8倍。
　　以上规律性在其他消费支出方面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以最低收入组来看，两个样本的各项支出相差不多，有些项目前者高一些，有些项目后者高一些。但其他各收入组相比较，基本上都是调查样本高于统计局样本，而且收入越高的组别，差别越大（见表4）。

表4 调查样本和统计局样本2005年各项消费比较
（调查样本数据与统计局样本数据之比）

注：*人均自有住房面积的两组数据口径有所不同。统计局样本为2004年建筑面积数据（但其他各项均为2005年数据），调查样本为2005年使用面积数据。因此如果转换为同一口径数据，两个样本之间的差异会更大。
资料来源：同表3。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除最低收入组以外，统计局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样本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低报收入的倾向。其中，最高收入组的居民对收入有大幅度的低报。这一判断是否可信？这从下面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证实。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一个不认识的统计局调查员来找您进行家庭收入和消费调查，您愿意把您的家庭年收入全都如实告诉他吗？如果不愿意，您愿意告诉他/她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发现，中等以下各收入组的多数人愿意报告真实收入；其中最低收入组只有31％的人表示不愿意如实报告收入，而这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倾向于多报收入（因为他们认为收入太低“面子上不好看”）。在少报和多报两相抵消后，最低收入组表示愿意报告的收入略微超过了实际收入。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隐瞒收入的倾向和隐瞒的程度都明显上升。其中的最高收入组中有高达70％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报告真实收入（见图3）。他们表示愿意报告的收入平均只相当于他们真实收入的34％。

图3 各收入组中有多少人不愿报告真实收入？

 资料来源：调查样本（有效样本数：2052）。

　　上述调查结果说明，本报告前面关于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存在严重统计遗漏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不过上面的校正数仅仅是一个粗略的初步结果，可能存在误差，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如果相信我国国民总收入数据基本准确，那么用上述调查数据推算，得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偏高。这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除了可能存在对高收入居民的遗漏外，也会存在对低收入居民的一定程度遗漏。因此就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而言，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高收入居民遗漏带来的影响（但程度较小）。
　　各种居民收入调查，包括本项调查在内，都有可能遗漏一些特定的人群，包括因身体、智力残疾和疾病而影响阅读、听力、书写、记账和语言交流能力的人，文盲和半文盲，流动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等等。因为这些人很难顺利地接受调查和提供所需要的信息。而这些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低收入人口或者依靠救济生活的贫困人口。
　　最新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34％。而如果采用更严格的国外标准，这个比例有可能达到10％（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国家统计局，2006）。而一项更早些的调查显示，在残疾人中有超过五分之一是贫困人口（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扶贫处，1998）。在此外根据卫生部2003年的调查，我国城市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为17.7％（卫生部，2006）。而在城乡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样本中，残疾人和慢性疾病患者比例都非常低，说明这两类人大部分都没有被包括在统计局样本中。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采集健康状况的信息，但估计也会对上述人群发生很多遗漏。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不妨近似地假定上述这些被遗漏的残疾或患病的低收入人群占城镇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0％，他们的人均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10％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那么把这些人计算在内，需要进一步把城镇人均收入水平从上面的估计下调8％左右。由于分组的变动，每个收入组的人均收入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二，我们的居民收入调查样本较小，虽然所覆盖的城市面相当广，但为了获得真实信息而采用了定向调查方法而不是随机抽样方法，这可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估计偏差；另外，收入和支出数据来自被调查者的记忆和逐项估计，而不是来自详细的收支账目。这些也会影响到推算数据的准确度。
　　根据世界各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通常水平来考虑，我国城镇居民2005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在接近2万元的水平。在对低收入居民的统计遗漏进行了调整后，调查的误差因素有可能导致所估计的平均收入水平偏高20％－30％。
　　考虑到这些因素，作者假定低收入人口统计遗漏的因素对所估计的收入水平有8％的影响，调查误差因素有25％的影响，两者综合考虑，将除了最低收入组以外的各组调查样本收入数据都按31％的幅度做同样的下调（最低收入组只调整8％），据此计算各收入组的人均收入水平。

　　4．关于城镇各组别居民收入的推算结果
　　在进行了上述调整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6万元（而原有统计局数据是1.05万元）。其中，10％城镇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9.71万元（而在原有统计局样本中是2.88万元）。这一组居民的人均收入下限大约在4万元。城镇最高和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是31倍（而在统计局原有样本中两者的差距只有9倍）。调整后的各参照组收入数据，及其与统计局样本数据的比较，在图4中表示。按家庭年收入计算，10％城镇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25.6万元，下限约为10.5万元。

图4 校正前后的城镇的各阶层居民收入统计数据比较（2005年）

注：各居民收入组占城镇居民户的近似比重是，最高收入组、高收入组、低收入组、最低收入组各为10％，其余三组各为20％。
资料来源：同表3。

　　从图4可以看到，目前关于城镇居民收入统计的主要遗漏发生在10％的城镇最高收入居民，约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这部分居民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原有的统计水平。这一情况将不但使实际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原来的估计，也会使实际的全国居民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原来的估计。
　　本项调查只涉及城镇居民。关于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行调查。但农村居民中，高收入者比城镇少得多，统计遗漏也相应会比较小。在与农村低收入居民可能发生的统计遗漏相抵消后，我们假定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可以基本保持不变。
　　如果我们近似地用城镇20％高收入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的10.2％，他们2005年的人均收入调整后约6.05万元）和农村20％低收入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的9.8％，仍按统计局数据，2005年人均收入约1100元）的收入水平来代表全国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那么这最高和最低收入的两组家庭之间，实际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55倍，而不是根据原来的收入统计数据推算得到的21倍。
　　本报告后面的部分，将对这些估计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如果根据以上这些估计来推算，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应当是13.5万亿元，约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73％，与美国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相同（但国民总收入也有可能需要相应调整；这样的话，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实际比例可能低于这里计算的73％）（注5）。
　　而根据现有的统计局城乡家庭收支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只有8.7万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47％。前者比后者多出4.8万亿元。根据上面的推算结果，我国城镇居民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显著大于原来的数据。
　　另外，根据上述调查推算，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也需要作大幅度的上调，大约需要从根据现有的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统计数据推算的24.3％调整到41.2％。其中10％城镇最高收入居民家庭的储蓄率超过60％。

三、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验证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面的推断是否可靠，在这一节中作者将根据其他方面的数据，包括家用汽车和商品住宅的拥有量、居民出境旅游的情况、银行存款的分布状况等，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进行验证。
　　
　　1．家用汽车拥有量及其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2005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3.37辆。按城镇人口总数和户均人口数推算，城镇居民总共拥有私人家用汽车640万辆。其中最高收入组的城镇居民（约1899万户，占城镇总户数10％）拥有305万辆。
　　但根据交通方面的统计，2005年全国私人拥有的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共计1325万辆。农村（不包括镇）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没有数据，但显然还非常少，据某些地区的案例估计，可能相当于城镇居民汽车拥有量的5％－6％。扣除后，城镇居民约拥有1250万辆车，相当于根据住户调查数推算的两倍。车辆拥有量统计数据有车辆注册数作为依据，应该是准确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住户调查数据存在遗漏，特别是高收入居民样本的代表性不足。
　　而使用本课题调查样本数据中各收入组的平均家用汽车拥有量，并按上一节采用的下调幅度（31％）进行调整后，对各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进行校正，得到的结果为1328万辆（见表5），与车辆统计数（1250万辆）相当接近。这从一个角度印证了上一节的城镇居民调查数据是基本可信的。
　　根据这一估算数据，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居民在2005年拥有家用汽车的数量是799万辆，占全部家用汽车拥有量的60％，而不是根据原有统计局样本推算的305万辆。这10％家庭的汽车普及率已经达到每百户42辆，而且第二个10％家庭的汽车普及率也达到了每百户13辆。因此可以认为，最高收入10％的家庭已经都普遍达到了拥有汽车的经济实力。但经过校正后，低收入居民拥有的家用汽车数量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注6）

表5 城镇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原有统计局样本数据与校正后的数据比较

注1：各参数假想值参照了实际统计数据，但对可能的误差做了必要的修正。
注2：收入增长率1和2分别是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收入增长率；储蓄率1和2分别是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储蓄率。
四、被遗漏的收入来自哪里？
　　以上这些分析说明，我国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使收入统计与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发生越来越大的偏离。他们的实际收入持续增长超常，造成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导致了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目前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估计高达31倍左右，全国城乡居民高低各10％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估计在55倍左右。
　　高收入阶层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隐瞒收入现象？这至少与如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有大量来源不宜公开的收入。这与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密切相关，也包括各种违规违纪收入，未触犯法律和行政法规但与社会道德标准不相吻合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在本文中将这些统称为灰色收入。
　　第二，出于逃税的考虑。但随着税收体系逐步完善，居民通过正常渠道取得的收入（工资及经营利润等等）已经越来越普遍地纳入税收监控体系。有逃税倾向的收入中，可能有比较大的部分属于灰色收入，因此与上面提到的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第三，出于对其他人嫉妒的担心和安全因素的考虑而导致的“藏富”心理。但多年来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公认的事实，对嫉妒的担心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而隐瞒收入的现象却越来越突出，因此这不应当成为一个主要的解释因素。而且这种可能性对社会各阶层都适用，至少包括中等收入阶层，而不仅仅是高收入阶层。因此这不足以解释高收入阶层强烈的隐瞒收入倾向。
　　在这些可能的原因中，第一和第二种可能性应当是导致隐瞒收入的主要原因，而这两者之间又在相当程度上互相关联。根据本文前面的估计，在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中有约4.8万亿元不愿报告的隐性收入。根据若干证据判断，这基本上，或绝大部分，应当属于灰色收入。
　　在这方面缺乏系统的资料。下面，作者根据一些公开报导的资料，对灰色收入几个主要的来源进行分析。
　　1．公共资金的漏失
　　我国财政支出已经达到3.4万亿元的规模，占GDP的18.5％（2005年）。如果政府的财政资金管理不善，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公共资源流失。在这中间，财政资金通过“条条”（各职能部门）的渠道下达到地方的部分，大部分不纳入地方预算，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这部分资金的使用透明度低、管理不严，漏失和滥用的情况相当普遍。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6年指出，2005年审计署对20个省市区的地方预算进行抽查，发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编入地方预算的只有3444个亿，仅占到中央实际转移支付的7733亿中的44％。中央转移支付有超过一半没有纳入地方的财政预算，完全脱离了人大的监督，有的还脱离了政府的监督（《京华时报》2006年6月4日）。
　　考虑到还有未审计的11个省市区的情况，2005年一年中央对地方的广义转移支付估计应当超过1万亿元。按同样的比例，估计约有5600亿元没有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其中有多少流失目前还无法估计。
　　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管理方面，情况更不容乐观。从1998年－2005年，全国仅交通部门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3万亿元，新修各等级公路70万公里。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交通主管部门官员贪污腐败案件大量发生，涉案金额巨大，“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先后有17名省级交通厅（局）长因贪污腐败落马。许多已经揭发出来的公共工程投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动辄以千万元或亿元计。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单位投资4.5万亿（国家统计局，2007）。由于管理不严，工程款层层转包、层层剥皮、营私舞弊、偷工减料的现象非常严重。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用于工程的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已暴露和尚未暴露的“豆腐渣工程”大量存在。这说明由于公共投资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了巨大的漏洞。除了直接的资金流失以外，在公共建设领域中形成的贪污腐败之风，和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在未来许多年中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可能将远远大于直接的资金损失。
　　公共资金流失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预算外收费。长期以来，起源于财政预算拨款不足，我国存在着形形色色得到许可或默许的行政部门经费自筹制度，其来源是监管对象或服务对象交纳的名目繁多的收费或罚款。经过多年的演变，许多收费项目已经固化为某些行政部门的既得利益。其中一部分不需要纳入财政监管，可以由收费的部门自收自支，用于办公经费、人员工资、奖金和福利，常常成为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出国旅游、建设豪华办公楼和政府福利设施乃至贪污私分的来源。
　　有些预算外收费采用“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需要纳入财政管理。这在经费管理上相对严格一些，可能漏洞较小，但把非规范的收费进一步合法化了，带来的问题仍然很大。据周天勇（2007）估计，2006年全国预算外收费可能达到1.3万亿元的规模。其中有多大部分转化为个人灰色收入还很难估计。但据一些研究，至少由部门共同消费的“集体灰色收入”部分是巨大的。
　　在社保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漏洞。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发展之中，2005年社保基金收入已达7 000亿元规模。根据各方面报导的情况，这方面的管理漏洞也是非常大的。2006年查出的上海市非法挪用社保基金数十亿元案件，可能还只是全国此类事件的冰山一角。社保基金事关全国人民的生存保障，这方面的贪污腐败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2．金融腐败
　　改革以来，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涉及面相当广泛的调查显示，全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经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贷款人平均需要在每笔贷款的正常利息之外付出的额外费用大约占到贷款额的4％，为维持与金融机构的“良好借贷关系”而付出的“维持”费用大约相当于贷款额的5％，合计占到9％。加上按规定允许的利率上浮，企业为贷款实际支付的利息和利息以外的额外成本相加，平均在15％－16％，与民间借贷利率相当（谢平、陆磊，2003）。
　　与上述调查相对照，2006年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进行的一项覆盖全国4000多家各类型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在回答“从银行贷款是否要付出规定利率之外的额外费用”这一问题时，表示额外费用的数量“一般”、“较多”和“很多”的合计高达70.7％。而表示在这方面满意的企业领导人只有6.4％（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6）。这项调查印证了上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研究结果，说明贷款的额外付费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潜规则。
　　2006年，各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已超过22万亿；考虑到一般来说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因此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但不一定都形成了个人灰色收入）。由于这种“关系贷款”和“条件贷款”而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不在其中。
　　3．行政权力与腐败
　　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性分配资金和资源、行政监管和监督、税收、司法和执法，在任何国家都是必要的，但如果管理不善，都有可能导致寻租和腐败行为。有两种情况会大大增加腐败的机会：
　　其一，是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性分配资金和资源的范围过宽，将本来应该通过市场来做的事情纳入行政控制。在这方面，过去2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果，大幅度地增加了市场分配资源的范围，减少了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范围。但近年来，改革力度明显下降，原因在于已经从行政控制中得到既得利益的权力机构或人员不愿意放弃已有的权力，甚至有重新扩大行政控制范围的倾向。
　　其二，是在制度不完善、透明度低、监管不严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缺乏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情况下，必要的政府监管、审批、许可等行政权力也会演变为寻租、索贿的手段。“钱权交易”不但造成权力部门自身的腐败，而且导致整个社会法纪败坏、社会秩序混乱和极度的不公平。
　　2006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进行的全国4000家企业调查，在问卷中包括了“贵企业去年用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人员的非正式支付”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解索贿、行贿、受贿的情况。在全国3451份有效企业问卷中，回答“没有”的只有19.8％的企业。其余80.2％的企业分别回答“有一点”、“比较多”和“非常多”。其中直言不讳地回答“比较多”和“非常多”的企业占到总数的18.1％。与此相对应，在“对当地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的评价”中，认为“很好”和“较好”的只有20.6％，其余79.4％的受访者认为“一般”、“较差”或“很差”。其中认为“较差”或“很差”的占到了34.9％（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6）。这说明政府官员和有关监管部门人员索贿或受贿的情况相当普遍，腐败现象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另外，根据2004年一项有关企业家的调查，全国各地400多家私营企业负责人中有超过54％表示，当地企业为了经营方面的原因而存在向政府和司法官员行贿的情况，其中发生率最高的依次是建筑许可、税收、进出口许可、能源和电力供应等。只有不到6％的企业表示不存在这类情况，其余40％的企业表示“不知道”。有65％的企业认为贪污腐败对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构成了影响，其中36.5％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或者“威胁到企业生存”的问题。这说明行贿不是一个单方面由企业造成的问题。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索贿敲诈等行为也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影响。
　　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是一项可以用来衡量对政府官员“非正规支出”（行贿的委婉说法——引者注）的指标。该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区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其中只有东南部和环渤海地区的外资企业较低（东南部外资企业最低，占0.7％）；国有企业、小型内资非国有企业和其他地区的外资企业都较高，在1.0％－2.3％之间，算术平均超过1.4％（世界银行，2006b）。
　　如果我们近似假定这项支出最低的东南部外资企业中，有70％的部分属于企业的正常支出，那么企业用于旅行和娱乐的正常支出平均约占销售额的0.5％。而在平均1.4％的比例中，超出正常支出的部分为0.9％，就是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
　　2006年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为30.8万亿元，建筑业4.1万亿，第三产业估计不低于20万亿，合计55万亿元。按0.9％的比重计算，2006年企业平均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需要注意，这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银行存款、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实物赠送等主要行贿方式。
　　4．土地收益流失
　　一个时期以来，通过征用和出让土地寻租，成为灰色收入的一大来源。2005年，全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面积16.3万公顷，出让价款5505亿元。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5.72万公顷，只占总出让面积的三分之一，出让价款3920亿元（国土资源部，2006）。
　　据此计算，土地的“招拍挂”出让的平均价款为每公顷685.3万元，而通过其他方式出让土地的平均价款仅为149.5万元，差价为每公顷536万元，当年未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土地有10.6万公顷。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于采用“招拍挂”出让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了5400亿元。
　　这部分土地通过低价转让的方式，以每年超过5000亿元的速度把属于全民的资源无偿转让给开发商和用地企业，无疑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部分权力相关者大宗灰色收入的来源。除此之外，未采用有价出让方式而实际进入市场的土地有多少，土地溢价有多大，还不得而知。
　　在土地征用和转让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得到了丰厚的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4）。即使征地过程严格依法执行，农民得到补偿至多也不过每亩1万－2万元。2005年，全国建设征用耕地13.9万公顷（208万亩）。同年国有土地的有偿出让均价为每公顷337万元（合每亩22.5万元）。扣除征地和开发成本按每亩12万元计，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至少获得了平均每亩约10万元的巨大收益，合计中间获益至少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地方政府的额外收入花掉的，其使用严重缺乏监督。
　　5．垄断性行业收入
　　目前，我国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畸形的程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2006年一次会议上指出：“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5月22日）中国的垄断性行业，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垄断以外，还包括特殊意义上的垄断，即行政性垄断。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统计局的调查，2006年该区金融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1.3万元，是该区职工平均工资的4.4倍，是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倍（《法制晚报》，2007）。另据同一消息来源，该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职工工资水平低于平均线，但其中的中央所属企业职工平均工资达到了11.4万元，大约是平均线的两倍半。显然，这些数据中还没有包括上述两个行业职工的非工资收入。
　　2005年，我国职工人均年工资1.83万元。垄断性行业，包括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按偏于保守的估计，以这些行业人均年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7倍计算，他们的年收入总额为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其中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高达9200亿元。近来，这些部门受到来自社会舆论和政府的压力，要求他们降低工资，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显著的成效。而且根据某些案例看，在某些局部地区和部门的垄断性行业降低正规工资的同时，其他非正规收入有上涨的迹象。
　　事实说明，防止垄断行业收入过高侵害社会利益，单纯靠行政限制措施是难以奏效的。有两方面的手段缺一不可：第一，需要引进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打破垄断，包括行政性垄断；第二，健全制度监管，并且建立公开、透明的社会公众监督机制。